在民国时期，中国的人参栽培业在吉林省通化地区甚为兴盛，据陈福增等编著的《抚松县人参志》可知：民国初年，吉林抚松县已有人参栽培专业户470余家，年产人参35吨，占全国人参产量的70％。抚松县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的“人参之乡”。        1931年，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，在山区强制推行“集团部落”，合并村屯，实行“杀光、抢光、烧光”的三光政策，使长白山地区的人参栽培业大受摧残，急剧衰落，走向破产        建国后，人参产业又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，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，到70、80年代基本上每个镇都有一个国营参厂，规模比较大，涉及人参的种植、加工及销售环节。但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影响下，国营参厂逐渐消失在当地人的视野中。        在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打响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枪，1980年初，农村土地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国农村，开启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。1981年，随着分田到户的实施，原有的集体化参地被分配给农户家庭，有了自家土地的农民也被允许个人种植人参。特别是从1982年开始，国家规定种参实行“33年参林轮作”。种完人参后，退农还林，33年后土地再种参。同时还实行参林间作，在参田边上种树。种参和种树是循环的，并不是一味地毁林种参。这国家倡导的人参种植方式改变了以前无序的、竭泽而渔的生产、种植模式。开启了人参产业大发展的新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