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林的人参最初是作为奢侈品销售，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，参农们却可以发家致富，有些甚至成了“万元户”。
　　“这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种参热情。”吉林省参业协会副会长冯家说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中国的人参交易更加自由，此前被压抑的市场需求陡升。得益于一系列助推因素，长白山区的参地面积大幅增加，越来越多人开始种参。当时抚松掀起了全民种参的高潮，每个乡镇、村子都有自己的参厂，连县里的机关单位、学校都有自办参厂。 　　不过，在那个温饱尚未解决的时代，人们手里并没多余的钱购买山地，很多人不惜向银行贷款。“大家都想种人参，有时候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地。”王玉成当时和同村的6户邻居合伙向银行贷款3万多元，一口气买下了40多亩山地。除了每家自留的2亩山地外，王玉成又将剩余的20多亩地以稍高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人。尽管这样，地仍然不够分，很多人不惜花高价购买几经转手的山地。
　　正是这一时期，吉林的人参种植面积创下历史最高水平。官方资料显示，在1983~1990的六年间，吉林的人参种植面积从2000万平方米增加到5000万平方米；人参年产量达到25000吨，是计划经济时期的11倍。侯玉兵提供的数据更能显示这一时期的疯狂程度：1986年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是1983年的3倍，到1989年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已经是1986年的8~10倍。“这个产量已经基本满足当时的市场需求，但参农们完全没意识到，反而觉得市场需求还会继续涨。”张君义说。1991~1995年间，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仍在不断增加，最高时达到8000万平方米。 　　随着种植的疯涨，危机也随之而来。1989年，吉林出现种参高峰后的第一个产参高峰，年产量达到1986年的30多倍。“产量达到高峰，但市场消费还局限于制药企业，市场明显供过于求。”侯玉兵说。本来还乐滋滋地估量着自家收成，想着能够大赚一笔的村里人不多久就发现了异样，往年人参还没采摘就来蹲守的收购商们此时却不见踪影。“不光是一个村，全县都没人来收人参了。”往年熙熙攘攘的村子一下子冷清起来，参农们个个愁眉不展，这时参农们才慌张起来，到处打听哪有买人参的。
　　到了9月，人参开始大量积压。尽管最后来了一批收购商，但给出的价格却让参农们大跌眼镜，以往每斤30元左右的人参已经低至每斤10元。到1991年，吉林的人参价格更是一路狂跌至每斤4元。过去看参农脸色的收购商们摇身一变成了“爷”，参农们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时期，吉林全省的人参收购价格普遍下跌了6倍左右，为历史最低水平。
       如果按照8000万平方米(12万亩)的种植面积、每亩400公斤的产量来计算，吉林在种植顶峰时期的人参年产量能达到9600万斤(4.8万吨)。以每斤4元的价格来算，人参销售额约为3.84亿元人民币，而按照1983年每斤30元的价格计算则为28.8亿元，两者相差25亿元。 　　也就是说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价格大跌中，吉林参农的损失保守估计也在25亿元左右。为了稳定市场，吉林省政府号召省内的国有企业大量收购人参作为储备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一些企业甚至因负担过重而破产。滞销的人参和不断下跌的价格让参农们崩溃。悲痛的情绪开始在整个果松村乃至吉林蔓延。他们不知该如何把成千上万斤人参卖掉。
　　原本指望卖完人参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参农们，如今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：如何偿还那些当初从银行借回来的贷款。这些少则几千、多则上万元的贷款让一些参农不堪重负。张君义说，仅抚松就有60%的参农在这场危机中破产，而整个吉林受此波及的参农数量更大，很多人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。